文艺作品

散文:《繁华靡丽过眼空》

来源:《牡丹》文学 2020-08-20





繁华靡丽过眼空
——张岱的前世与今生


王  淼


明朝末年是一个严酷的时代,政治腐烂,经济崩溃,流民四起,边关告急;明朝末年又是一个奢靡的时代,从贵族到平民都充满了玩世不恭的精神。帝国的北都北京愁云惨淡,帝国的南都南京夜夜笙歌,一方面处处透露着末世败亡的气息,另一方面则是穷奢极欲、醉生梦死。满族的金戈铁马撞击帝国长城的声音已经隐隐在耳,中原流民对帝国的反叛之火亦渐成燎原之势,当此“天柱欲折,四维将裂”之时,似乎人人自知不免,却又人人无力回天,索性以繁华掩饰严酷,焦愁满身而寻片刻之欢。明朝末年又是一个才子倍出的时代,尽管格局不大,却多有全能通识型的才子,比如张岱,笔墨文字自不必说,琴棋书画、梨园歌吹,乃至博陆斗牌、斗鸡走狗也无一不精。
张岱,字宗子、石公,号陶庵、蝶庵,祖籍四川绵竹,生于浙江绍兴,自称“蜀人”。张岱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身历明清易代的全部过程。张岱出身于书香门第、仕宦之家,早年是不折不扣的纨绔公子——张家自有声色癖好的传统,张岱从小纵情于红尘俗世之中,一身兼有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和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,张岱的几个叔叔、堂表亲戚也莫不如此。只是与他们相比,张岱的家境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般富有,虽然他的祖父张汝霖身居高位,但他的父亲张耀芳却科场蹭蹬,不事生计,直到五十岁之后,才在鲁王府做了一个长史的小官。张岱以为,他家得以维持富裕人家的体面,一靠祖上庇荫,祖父面面俱到的细心安排,更重要的,还是靠母亲的辛苦操持与成全。但不管怎样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张岱从小坐享其成,锦衣玉食,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俗话说三代出贵族,九代出望族,仅仅有聪明伶俐还远远不够,还要有钱,有闲,张岱之所以成为玩家张岱,家庭出身至为关键。
对于科举,张岱起初并不为意,他没有谋生的压力,科举之于他从不显得多么紧迫。而且彼时的张岱年少轻狂,他总是自诩聪明过人,以为如果自己真正想要,功名就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。如同他的许许多多的爱好一样,张岱喜欢读书,只是因为读书其乐无穷,读书的快乐与功名无关,更不可能在八股文中获得,而更多的是得自于灵光乍现与豁然开朗。回味自己早年的读书之乐,张岱兴致勃勃地这样写道:“正襟危坐,朗诵白文数十余过,其意义忽然有省。间有不能强解者,无意无义,贮之胸中,或一年,或二年,或读他书,或听人议论,或见山川、云物、鸟兽、虫鱼,触目惊心,忽于此书有悟,取而出之。”而灵光乍现与豁然开朗最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,或许得自于途次邂逅,或许得自于色声香味,有时像石火电光,忽然灼露,有时像醉梦之余,忽然相投。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,“其所遇之奥窍,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”。
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,乃是当时读书人的不二选择,张岱自然无法逃离科举的樊笼。但让张岱始料未及的是,科举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般容易,读书和写作固然是快乐的,却与八股文不是一个路数。更让张岱感到难堪的是,他居然重蹈父亲的老路,他除了获得一个生员的资格之外,一直没有通过乡试。备受打击的张岱不得不重新审视他对科举的认识,他一边痛陈八股取士是“镂刻学究之肝肠,消磨豪杰之志气”,一边感叹研习八股文“心不得不细,气不得不卑,眼界不得不小,意味不得不酸”,以致他的“满腹才华,满腹学问,满腹书史,皆无所用之”,他觉得,只有那种日暮穷途、奄奄待尽的少不更事之辈,才能通过这样的考试。事实上,明代才子有很多科举的失利者,张岱并不是个例,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心思全不在此,另一方面,他们其实与科举一道格格不入,因为他们注定不能拾人牙慧、在功名利禄的驱策下去读书、做学问。
毫无疑问,张岱精于享受,是第一流的玩家——对于文人来说,晚明本来就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时代,似乎还没有哪个时代像晚明一样,一下涌现出那么多的风流才子,纵情声色,倜傥不羁,以致风雅与时尚,轻狂与嚣张,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,而张岱可谓适逢其盛,深受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。张岱坦陈,他自幼“极爱繁华”,平生最喜欢漂亮的别墅、妖冶的美女、华丽的衣裳、可口的美食、高大的骏马、神奇的烟花;喜欢结着翠绿铜锈的古物、有着美丽羽毛的花鸟;喜欢藏书,喜欢品茶,喜欢歌舞,喜欢热闹……张岱在生活方面堪称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,品茶,一定要品“真如百径素兰同雪涛并泻也”的兰雪;藏灯,一定要藏“有烟笼芍药之致”的名家制作——其他像操琴、舞剑、蹴鞠、斗鸡之类,张岱也都玩得尽兴、玩得投入、玩得像模像样。
张岱晚年作文,回忆前朝的纵情绮思之乐,说是有一个名为包涵所的豪客,专门打造了三艘楼船:一号楼船载歌筵和歌童,二号楼船放书画,三号楼船载侍陪美人。包涵所经常邀请友人乘船出航,哪里好玩,就去哪里,每次十天、二十天不等,号称壮游。包涵所还特意修建了一幢“八卦房”,他居住在中间,周围有八间房环绕,且各有帐帷,供他随意开阖,尽收美景。至于张岱族人,在豪奢放逸方面也并不稍让,在张岱幼年的记忆中,张家举办过一场盛大的灯会,“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冈上下,亦无不灯者。山下望如星河倒注,浴浴熊熊”,乃至“山无不灯,灯无不席,席无不人,人无不歌唱鼓吹”,真是盛况空前。崇祯七年秋,张家又邀请了七百多宾客来蕺山听戏,大家携酒馔,铺红毯,在星空下席地而坐,举座豪饮,尽情狂欢,不知东方之既白——此情此境,竟令人想起发源于美国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,虽然规模小了许多,但现场热闹的气氛并无不同。
张岱品藻人物的标准,是“宁为有瑕玉,勿作无暇石”,他认为“一往情深,小则成疵,大则成癖”,疵与癖,乃是真情专注的表现,一个缺少真情、没有真气的假人又有什么值得交往呢?在张岱的笔下,记录了很多疵与癖的人物,像一生桀骜不驯、任性而为的季叔张烨芳等人,尤其是他的堂弟燕客,性之所之,更是“师莫能谕,父莫能解,虎狼莫能阻,刀斧莫能劫,鬼神莫能惊,雷霆莫能撼”。燕客钟情的事物既多且广,爱之不惜毁之,他的痴迷,常常视人间规矩如无物,所以张岱在私下里称他“穷极秦始皇”。就张岱本人而言,他既喜欢热闹,也喜欢安静。某年秋天,张岱去北方探望父亲,将船停泊在金山脚下,已是深夜,但见一轮明月映照在江面上,金山寺隐没在黑黢黢的山林间。张岱踏着月光步入寺内,不觉一时兴起,就让仆从去山下取了灯笼、道具,在寺内唱起韩世忠退金兵的戏来。听到锣鼓喧天的声音,“一寺人皆起看。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,翕然张口,呵欠与笑嚏俱至。徐定睛,视为何许人,以何事何时至,皆不敢问。剧完,将曙,解缆过江。山僧至山脚,目送久之,不知是人、是怪、是鬼。”
张岱每次去杭州小住,都会在西湖畔赏月,也特别爱看湖畔的赏月之人。尽管江南下大雪的时候非常罕见,一旦逢着大雪纷飞,张岱总是兴奋莫名,有一年,绍兴下了大雪,张岱特地带了五个伶人,陪他一起上城隍庙山门,一边饮酒,一边看雪,其中一个伶人唱曲,另一个伶人吹洞箫和之,直到三鼓,才尽兴而归。还有一次,张岱携友人雪夜游西湖,他们穿着雪笠,提着火炉,划着小船直奔湖心亭,在雾雪苍茫的湖面上,能够看到的只有上下一白,而“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,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”。来到亭上,竟然已经有两人铺毡对坐饮酒,看见张岱,邀来同席,张岱跟他们一起喝了三个满杯才告辞。舟子看到此景,忍不住喃喃自语: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读书至此,当同饮一大白!
与艺妓交往,当是明末文人的一大雅好,其中自然少不了张岱的身影。张岱虽然没有生活在当时的风月之都南京,但他与时人一样喜欢流连在秦淮河畔,偎红倚翠亦属当行本色。与张岱交好的艺妓名叫王月生,王月生虽然出身低贱,流落于“朱市”,而并不是秦淮河畔的高等艺妓,但她不仅生得面若兰花,还会唱吴曲,且画得一手好画。尤其难得的是,王月生性情文雅,对喜欢的人自是一往情深,对看不上眼的凡夫俗子则连口都懒得开。因为王月生如寒冰傲霜,平素不喜欢与俗人交往,有时即便对面同坐,也像视若无睹,所以,张岱形容她“寒淡如孤梅冷月”。张岱对王月生一直念念难忘,不仅写长诗歌咏之,甚至到了晚年,张岱还在《陶庵梦忆》中撰文回忆自己与王月生的交往过程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描摹王月生气质的超凡脱俗与仪态的楚楚动人。
对于张岱来说,风花雪月的日子实在过得痛快,过得逍遥,尽管他没有功名,尽管他学书、学剑、学佛、学仙、学节义、学时文皆不成,甚至被人视为废物、败家子、蠢秀才、瞌睡汉,但那又能如何呢?享受生活、享受人生,不也是一种事业吗?如果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下去,直到终老,相信张岱一定会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,去另一个世界继续过他的幸福生活吧。但好日子终究结束了,1644年,清兵入关,天崩地解的时代降临,一年之后,江南大部已为清兵占领,张岱的亲朋好友或者阵亡,或者自杀,或者隐逸,或者星散,偌大一个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然凋零殆尽。
明亡之初,年近五十的张岱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,他主动接近人在绍兴的鲁王监国朱以海,并以“东海布衣”的身份上疏鲁王,分析时局,痛陈时弊,力劝鲁王“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”,且自动请缨,欲亲率“一旅之师”,去捉拿马士英,其豪情壮志,溢于言表。但时隔不久,张岱就看出鲁王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兴之主,时局已不可为,遂“辞鲁国主,隐居剡中”。因为走得匆忙,张岱仅带了一些必须的日常用品,以及一部《石匮书》的书稿。而留在家中的财产,包括四十多年积累的数万册藏书,则就此尽失。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序中描述了他隐迹山林的情景:“陶庵国破家亡,无所归止,披发入山,駴駴为野人,故旧见之,如毒药猛兽,愕窒不敢与接。”张岱曾经屡次想到了自杀,而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殉国,只是因为《石匮书》尚未写完。
张岱在深山老林中度过了三年隐姓埋名、“駴駴为野人”的生活,其间“瓶粟屡罄,不能举火”的艰难困苦,自然难以尽述。只是靠了“饥饿之余,好弄笔墨”的一念尚存,张岱才顽强地生存下来。三年之后,当张岱返回家中时,房屋地产已为豪强占有,他剩余的家产,不过“破床碎几,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”,张岱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了“上无片瓦存,下无一锥立”的境地。回首前尘往事,张岱以为,自己如今遭受的种种磨难,或许正是对过去奢华生活的一种果报,所谓以笠报颅,以蒉报踵,以衲报裘,以苎报絺,以藿报肉,以粝报粻,以荐报牀,以石报枕……总而言之,他过去所享受到的,如今都以各种磨难的方式加倍回报,而张岱能够做到的,只是“遥思往事,忆即书之,持向佛前,一一忏悔”。于是,张岱在写作《石匮书》之余,又先后写下了两部忏悔之书:《陶庵梦忆》和《西湖梦寻》。
由通显之家骤然跌落为普通农户,明朝的灭亡把张岱的人生拦腰截成了两段,如果说放浪不羁的纨绔子弟是张岱的前世,那么,颠沛流离、饥寒交迫的落魄书生则是他的今生。正像张岱的好友祁彪佳自杀前所说的那样:“山川人物皆属幻影,山川无改,而人生倏忽,又一世矣。”两度人生既让张岱饱尝世态炎凉,也让他对生命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。张岱把他的前世和今生视作两场大梦,他在《陶庵梦忆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,西陵脚夫为人挑酒,不慎失足,把酒坛子打破,脚夫没钱赔偿,就呆坐着思量,这要是梦多好啊!另有一个穷书生考中了举人,正准备去赴鹿鸣宴,却唯恐这不是真的,就咬了一下自己的手臂说:“别是做梦吧!”后者唯恐是梦,前者唯恐不是梦,是梦也好,不是梦也罢,人生的结果总是邯郸梦断,漏尽钟鸣。张岱最终感慨地写道:“鸡鸣枕上,夜气方回,因想余生平,繁华靡丽,过眼皆空,五十年来,总成一梦”。
从绚烂归于平淡,躲在快园废墟中叙说前尘旧事的张岱垂垂老矣,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乡间老翁了。张岱后悔自己早年只顾着享乐,却连杵臼也不认识,以致“在世为废人”,什么活都不会干。他声称自己活在七不可解之中,其一,过去都是从平民努力向上比肩公侯,如今却以世家子弟沦落为乞丐,如此的贵贱错乱,让他难以理解;其二,家产不及中等人家,却想追求金谷园一般的奢华富丽,世间自有许多发财的捷径,自己却甘心隐居山野,如此的贫富错乱,让他难以理解;其三,书生上战场,将军写文章,如此的文武错乱,让他难以理解;其四,面对玉帝不谄媚,面对乞丐不傲慢,如此的尊卑错乱,让他难以理解;其五,软弱时可以任人往脸上吐唾沫,强锐时可以单枪匹马踹敌营,如此的强弱错乱,让他难以理解;其六,争名夺利,甘居人后,观场游戏,肯让人先,如此的缓急错乱,让他难以理解;其七,掷骰子赌钱,不关心胜负,煮水品茶,能分辨出渑水或淄水,如此的智愚错乱,让他难以理解——这七种人生的困惑,最后归结为“自且不解,安望人解”,其实还是想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,我自是我,任人评说。
张岱曾经不止一次说过,他之所以苟活于世,完全是因为《石匮书》尚未杀青的缘故。他痛感“有明一代,国史失诬,家史失谀,野史失臆”,所以秉持“不顾世情,复无忌讳,事必求真,语必务确”的原则,积数十年之功,发奋著史。对于这部史著,张岱“五易其稿,九正其讹,稍有未核,宁缺勿书”,志在为后世留下一部明代的信史。而张岱身后更加引人关注的,则是他不经意间写下的小品文字——张岱的小品文堪称是文字中的神品,自始至终贯穿着“玩”的精神,以小品文花繁叶茂的轻柔,来叙说不堪回首的旧梦,以对前尘往事的追忆,来抒发自己的历史感和身世感。其间心灵的沉重配以料峭的温煦,勾勒出晚明文化的落日余晖,让人悲泣,令人沉醉,既是张岱个人性情的写照,也是一个时代没落的缩影。
我常常感喟,古代中国多有正人君子,而殊少性情中人,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严肃有余而轻松不足,缺少一种举重若轻的文化个性。而晚明文人对物质享受的沉溺,则养成了他们细腻浸淫的人性生活,其逸乐精神固然是末世享乐主义的体现,同时也未尝不是个人性情的一次大解脱——正是明末的王纲解纽,才使得他们全身放下,任情适性,对传统社会的价值与生活作了一次最彻底的反动。与此同时,文化又是极其脆弱的东西,一种文化情调的培育既非常缓慢,也极有可能毁于一旦,所以,晚明文化的风流蕴藉,很快即被满清的金戈铁马击得粉碎,最终“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